北京精神科病床缺口达6000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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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个精神病患者拖垮一个家。”“精神病不同于其他的疾病,这种疾病对于病人、家属都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。”据悉,目前全国有精神障碍者510万,重症者超1600万人,全国各类精神病患者超1亿,也就是说我们身边每13个人里可能就有一个人患有精神疾病。网友感叹,你有病啊,这可能是朋友间最真切的问候!

■ 关注焦点

我国将精神分裂症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在册管理。精神病对患者及其家人都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。

“一床难求”是重症精神病人经常面临的难题。全国的精神科床位数是每万人1.58张,即使在医疗条件较好的北京,病床的缺口也达6千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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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资源的不足,导致许多需要住院的精神患者“堵塞”在病房之外。与此同时,后期康复体系的不健全,又造成很多患者反复住院,精神病院成为患者们难以走出的“旋转门”。

“这日子过不下去了!”采访中,71岁的郭九香数次哽咽。她的丈夫已去世,大女儿和小儿子先后患精神病。外孙女每月仅有1000多元的收入,她和外孙女共同承担着家庭的重担。

北京针对此问题将出台文件,多个部门联动,理顺精神病人预防、收治、诊疗、康复、重返社会整个链条。

女儿和儿子先后住了4次院。“银行不贷款给我,后来找了个远房亲戚做担保人,才贷出5000元给女儿看病,住院花了9000多元,还欠医院4000多元。”郭九香说。

“没有床。”北医六院的门诊医生干脆利落地回答。

儿子发病时六亲不认,称饭里有毒而绝食,情绪激动时会打人,郭九香经常被儿子打伤。邻居们也经常受到他的骚扰,有一次他还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了。儿子每个月仅有390元的补助。一盒药62元,一个月要吃12盒。另外,治疗脑梗的药每月还要花800多元。

一次打开家里的煤气,一次试图跳楼。一个月之内,26岁的袁硕已经自杀过两次了。

由于常年照顾两个患病子女,郭九香心力交瘁。她患有子宫肌瘤,医生建议切除子宫,她没钱做手术,一直拖着,肚子疼就吃止疼药维持。“这几年岁数大了,身体不好,拾废品也不行了。我不管他们谁管呢?”郭九香抹着眼泪说。

今年一开春,父母陪他从太原来到北医六院,被医生告知需住院治疗,但医院却暂时没床位,父母期盼的神情立刻黯淡。揣着几盒药,火车又将袁硕一家带回太原。

“一个精神病患者拖垮一个家。”南昌二七医院高喜翠专家说到。她在门诊经常看到家属眼神里的无奈,有的家属甚至就在诊室里嚎啕大哭。“精神病不同于其他的疾病,这种疾病对于病人、家属都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。”

这是在北京精神病专科门诊医院常见的一幕。在患者的家属为病床不足烦恼时,医院病房的医护人员们则为病床“过多”而压力重重。

因负担不起每年三四万元的治疗费用,南昌县的常德义曾经将儿子锁在家中。南昌二七医院得知后,为其办理了贫困精神病人药费补助,医药费大部分由新农合报销,剩下的由民政部门救助解决。常德义说,对儿子的病原本不抱希望,现在国家给政策,一家人又有了希望。

“超载”的精神病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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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精神病专科医院病床缺口约6000张,但却因病人空间需求,难以大幅度“加床”

我国将精神分裂症、偏执性精神病、分裂情感性障碍、双相情感障碍、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6种疾病,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在册管理。目前,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达1亿人以上,重症者超1600万人。截至2017年底,我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590万人。

越过回龙观医院七病区一道上锁的大铁门,午餐结束时间,一名护士打开“重症室”的门,10位病人鱼贯而入。他们的床靠得很近,互相一伸手便能够着——因为加床,原本“标配”8人的重症病房挤了10张病。

南昌二七医院精神科医生高喜翠说,对于在册管理的病人,南昌市实行门诊免费服药制度。如果患有身体方面的疾病,可免去医保住院报销起付线部分。如果属于低保人员,可以按救助途径获得相应的救济资金。对于监护人来说,根据患者精神残疾的等级不同,可以申领每月100—300元的护理费。她提醒,患者可以去医院做精神残疾鉴定,根据残疾程度不同,去残联申领数额不等的残疾人补贴。

安定医院、回龙观医院和北医六院,是北京目前三大精神专科医院。其中,回龙观医院是床位数最多的。

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指出,我国将完善精神卫生服务的整合保障机制,做好基本医疗保险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、疾病应急救治等制度衔接,发挥整合效应,不断提高贫困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保障水平,为他们提供个性化、多样化的康复服务。

但即便如此,回龙观医院仍“病”满为患。副院长王绍礼说,医院现开放的床位有1369张。通过加床,截至7月5日实有病人数为1387名,床位使用率达到107%。

精神科医生“挨打受穷”

据北京市卫生局今年5月数据,北京已有15万重症精神病患,急需住院的病人约1.5万人。北京精神科开放病床约9000张,病床的缺口约6千。精神科床位数每万人超过4张。

精神病医院属于公益性机构,缺乏造血功能,主要靠政府的拨款生存。精神科医护人员收入低,专业岗位补贴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

全国的比例更为悬殊。2012年数据显示,中国已有1亿多名各类精神障碍患者,重症约1600万人,精神科床位数是每万人1.58张。

在一次查房中,河北邢台精神病医院医生徐红霞遭到患者袭击,她的鼻骨被打断,现在鼻子还留有伤疤。另一位医生在一次护理中,被患者打成了“熊猫眼”。徐红霞说:“被精神病患者袭击是很常见的事,每一位医生都被精神病患者打过,有时没防备,突然间就挨一巴掌。”

王绍礼介绍,在所有重症精神病患者中,大多是“躁狂”病患。

“挨打受穷”,这是精神科医生的真实写照。与其他医生相比,精神科医生更容易挨打,收入更低。20多年前,闫芳在外地刚参加工作时月薪仅100元左右,其中精神卫生专业岗位补贴也就是俗称的“挨打费”大约为27元。如今,这项补贴并没有随工资同比例提高,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。以前,精神科医生可以享受浮动一级工资的待遇。8年以内上浮一级工资,工作年满8年再向上浮动一级。近几年,这项政策被取消了。

9年前,陈红梅来到回龙观医院。她遇到过各种突发情况,有患者会在输液时拔下针头扎向护士。“这样的病人如果不住进医院,家人是难以控制的。”陈红梅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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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但床位不可能无限加下去。”王绍礼说。精神科病房对于“超载”的容许度很低,不可能像其他科室一样,遇到急症就临时加一张床。

邢台市精神病医院院长刘一宝说,精神科医护人员的收入比同级别医院的其他医生至少低1/3。即使在综合医院里,精神科也是边缘科室,主要原因是不能给医院创收。

王绍礼担心安全问题。如果精神科病区人口密度过大,病人肢体接触增多,易使病人兴奋冲动、暴躁易怒,可能发生吵架甚至打架。

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,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,精神科床位22.8万张,平均1.71张/万人口,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,平均1.49名/10万人口,且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城市,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。根据规划,到2020年,全国精神科执业(助理)医师数量增加到4万名,缺口近2万名。

拥有800张床位的安定医院、240张床位的北医六院,也同样面临床位紧张、“供不应求”的问题。即便北京的医疗资源相对充足,面对约6000名排队等住院的病人,各医院都“压力山大”。

精神病医院属于公益性机构,缺乏造血功能,主要靠政府的拨款生存。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院长栗克清认为,精神科医护人员收入低,根源在于补偿机制不合理。政府对医院的投入集中在基础建设上,医院的收入主要依靠医疗设备收费和医生开药,由此导致精神科医生的收入普遍偏低。

精神疾病的发病规律,也导致患者容易“扎堆”。王绍礼介绍,在精神疾患易于发作的春秋、秋冬之际,几大精神科医院患者均“爆满”,住院常常要等候数周,乃至月余;而春节过后则是“酒依赖”病房最忙碌的时候。

按照《精神卫生法》第七十一条规定,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、医疗机构、康复机构应当采取措施,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职业保护,提高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待遇水平,并按照规定给予适当的津贴。

周转不出的病床

精神疾病不像躯体性疾病一样,没有化验单,没有检查设备,精神检查完全是依靠医生个人技能去诊断。目前,普通挂号费只有5元,而医生的问诊时间至少需要15分钟,有的病人要花半个小时以上。闫芳建议,精神科医生的收入应适度提高,并形成动态调整机制。

精神科病人住院时间多达两个月,加之老年病人等长期占用床位,令床位周转慢

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李占江说,改变精神病医院生存难题,关键是形成合理的价格补偿机制。精神科医生的专业补贴不能缩水,一定要提高其“含金量”,这样才能增加整个行业的吸引力。

7月5日中午,陈红梅趴在餐厅方形玻璃后,悄悄观察病人们进餐的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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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发现50多岁的女患者孟林吃完了一整份饭,这意味着病情的好转。因抑郁症引发食欲下降,此前孟林每天都吃不下饭。

病人渴望回归社会

陈红梅已经持续观察孟林一周多了。和其他普通科室比起来,精神科病人普遍住院时间更长。这意味着,一张精神科床位的周转率远远低于其他科室的床位,“压床”现象十分严重。

精神疾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,就很难揭下,可能会伴随终生。即使康复,患者也很难回归社会

“对于精神疾病,药力生效至少要一周到两周。”陈红梅说,即便药力生效,医生还需要每天观察病人变化,及时调整用药,以开始新一轮观察。

41岁的河北保定居民孟女士,18岁时患上精神分裂症,发病时会产生幻听。她在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已3年半,在此之前断断续续住过几次,出院后药物维持不久,病情反复发作。14年前她和丈夫离婚,也失去了对孩子的抚养权。自从住院之后,她再也没有见过儿子。

经过一轮轮的观察、治疗、药物生效后再观察、再调整、再观察,一名精神病患者从入院到出院,最快也需一两个月。

孟女士住院期间病情已经缓解,能控制自己的情绪,抵抗住杂音的干扰。她想出院照顾年迈的母亲,也想给儿子看管小孩,觉得出院后能够独立生活和工作。“可家里人不愿意来接我,哥哥姐姐怕我出院后没人照顾再犯病。”

重症病人的治疗时间更难以预计。目前,回龙观医院少数病人住院时间已达到了5年以上。王绍礼坦言,在过去治疗水平不高,以“看管式”为主的精神病院,有病人一住就是二三十年,最长的甚至达到了四五十年。

精神病人如何回归社会,是一个复杂的问题。精神疾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,就很难揭下,可能会伴随终生,患者即使康复了,也得不到社会的包容和认可。闫芳说,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犯罪率和正常人相比差不多。一些媒体报道后,精神疾病暴力犯罪比例被放大。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多是家庭管理,患者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,不利于回归社会。栗克清认为,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应该在精神病院,而康复工作应该在社区里,回归社会需要更多社会组织参与。

此外,由于精神病人检查、开药较少,服药还可走医保报销,住院费用会远比其他疾病住院费用低廉。这使得很多家属“放心”地将病人留在医院里。

南昌二七医院精神科医生高喜翠认为,来自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是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面临的最大障碍,自卑、胆怯的心理阴影始终伴随着他们。营造平等、宽松的环境,是精神病患者融入社会的一剂“良药”应大力推广“社会化、综合性、开放式”的精神障碍和精神残疾康复工作模式,建立完善医疗康复和社区康复相衔接的服务机制,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源提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,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社会。

“不少病人该出院而没出院,因为没家属来接。”陈红梅医治过一位男病人,时常冲动、伤人,家人对他心存顾虑。病人病情稳定后,陈红梅多次找到家人,希望能接他出院,但家人不愿意。“家里房子小,也没人照顾他。”

罹患阿兹海默症的老年人也常年占据部分病床。曾经在专科精神病医院做过多年护士的小月说,阿兹海默症病无法治愈,因此老人住进医院就不再离开。“直到死亡,才能腾出病床。”

难走出的“旋转门”

患者出院后的复发再住院,病情恶化循环;北京市拟出台社区康复服务、管理方案解决此问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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