巴黎人游戏注册网址北京精神科病床缺口达6000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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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部调查表明,全国现有1亿多各类精神障碍者,其中重症精神病人约1600万人。与此相对的是,全国注册精神科医师只有2.05万人,护士3万人,医患比例高达1∶840,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医患比例严重失衡的现实,导致70%的重症精神病人没有得到规范治疗。

■ 关注焦点

记者调查了解到,精神科医生紧缺的背后,是职业特殊性与收入水平反差强烈的现实,为改变现状,新《精神卫生法》明确提出,应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职业保护,提高待遇水平。

“一床难求”是重症精神病人经常面临的难题。全国的精神科床位数是每万人1.58张,即使在医疗条件较好的北京,病床的缺口也达6千张。

6月24日下午5点多,30岁的王平诊断完最后一名患者后,离开诊疗室。

医疗资源的不足,导致许多需要住院的精神患者“堵塞”在病房之外。与此同时,后期康复体系的不健全,又造成很多患者反复住院,精神病院成为患者们难以走出的“旋转门”。

王平是北京一家三甲综合性医院的精神科医生。5个小时里,她需要诊断20多名患者,即使中间不休息,分给每名患者的诊疗时间,平均也不过15分钟,最快的甚至几分钟内就要判断出病情。

北京针对此问题将出台文件,多个部门联动,理顺精神病人预防、收治、诊疗、康复、重返社会整个链条。

在王平看来,这是一种无奈,因为有些病人需要交流半个小时以上才能诊断,但候诊病人太多,根本来不及,“整个科室只有两名医生。”

“没有床。”北医六院的门诊医生干脆利落地回答。

精神科医生的缺失在全国已成为普遍现象。

一次打开家里的煤气,一次试图跳楼。一个月之内,26岁的袁硕已经自杀过两次了。

卫生部调查显示,全国现有1亿多各类精神障碍者,其中重症精神障碍者超过1600万人;相对应的,全国注册精神科医师只有2.05万人,护士3万人,医患比例高达1∶840。精神疾病已在全国疾病总负担中位居第一,约占疾病总负担20%。

今年一开春,父母陪他从太原来到北医六院,被医生告知需住院治疗,但医院却暂时没床位,父母期盼的神情立刻黯淡。揣着几盒药,火车又将袁硕一家带回太原。

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郭红利介绍,在精神科医生严重缺失的现实背后,是他们待遇低、风险高、社会认可度差。这些因素更直接导致了高校内精神卫生专业“遇冷”。

这是在北京精神病专科门诊医院常见的一幕。在患者的家属为病床不足烦恼时,医院病房的医护人员们则为病床“过多”而压力重重。

身边的风险

“超载”的精神病院

在北京安定医院、北大六院、回龙观医院,每年有近百起因病人突然发作而致医生受伤事件

北京精神病专科医院病床缺口约6000张,但却因病人空间需求,难以大幅度“加床”

这是一系列隐患的爆发。

越过回龙观医院七病区一道上锁的大铁门,午餐结束时间,一名护士打开“重症室”的门,10位病人鱼贯而入。他们的床靠得很近,互相一伸手便能够着——因为加床,原本“标配”8人的重症病房挤了10张病。

两个月前,安定医院病房内,一名患者突然发病,砸破玻璃后准备跳窗,医生王娣见状连忙上去拉拽,被病人猛推一下,扭伤了手腕。在王娣看来,这种程度的意外是再普通不过的了。此前,医院里另一名患者发病,将医生从楼梯上推下。

安定医院、回龙观医院和北医六院,是北京目前三大精神专科医院。其中,回龙观医院是床位数最多的。

王平也不只一次遇到过危险。三年前,她刚参加工作不久,出诊时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当场发作,用力推搡王平,甚至险些拳脚相加,好在病人家属在场,将病人强行拽走。

但即便如此,回龙观医院仍“病”满为患。副院长王绍礼说,医院现开放的床位有1369张。通过加床,截至7月5日实有病人数为1387名,床位使用率达到107%。

2009年3月,北京怀柔精神病专科医院安佳医院三病区主任杨仕全,被自己治疗的精神病人杀死在办公室里。凶手是一名狂躁型精神病人,总是扬言杀人,经常玩弄刀具,医院对其诊断为偏执型人格障碍。这也是北京首例医生被病人有预谋杀害的事件。

据北京市卫生局今年5月数据,北京已有15万重症精神病患,急需住院的病人约1.5万人。北京精神科开放病床约9000张,病床的缺口约6千。精神科床位数每万人超过4张。

类似的案例不仅发生在北京。

全国的比例更为悬殊。2012年数据显示,中国已有1亿多名各类精神障碍患者,重症约1600万人,精神科床位数是每万人1.58张。

去年6月,广东梅州兴宁市慢性病防治院精神科内,两名医生被已经离院的患者杀害。当时在场的护士介绍,凶手曾在此住院8次,因怀疑治疗效果不好,曾想杀院长,案发前先去了院长办公室,发现大门紧锁才折回精神科。

王绍礼介绍,在所有重症精神病患者中,大多是“躁狂”病患。

据了解,在北京安定医院、北大六院、回龙观医院,每年有近百起因病人突然发作而致医生受伤事件。面对潜在的危险,安定医院副院长李占江说,由于精神病人有免予刑事追责的可能性,所以只能不断提醒医生注意安全。

9年前,陈红梅来到回龙观医院。她遇到过各种突发情况,有患者会在输液时拔下针头扎向护士。“这样的病人如果不住进医院,家人是难以控制的。”陈红梅说。

精神科医生的精神问题

“但床位不可能无限加下去。”王绍礼说。精神科病房对于“超载”的容许度很低,不可能像其他科室一样,遇到急症就临时加一张床。

有三四天的时间,医生王平的脑海中不断出现那名狂躁病人斥责她的画面,在人多的地方,她也渐渐觉得不安全,心里开始莫名的烦躁

王绍礼担心安全问题。如果精神科病区人口密度过大,病人肢体接触增多,易使病人兴奋冲动、暴躁易怒,可能发生吵架甚至打架。

6月24日,狭小的诊室内,一名神情木然的中年女子,坐在王平面前。诊室外,七八名病人焦急地等候,等不及的病人来回踱着步,甚至敲打房门。

拥有800张床位的安定医院、240张床位的北医六院,也同样面临床位紧张、“供不应求”的问题。即便北京的医疗资源相对充足,面对约6000名排队等住院的病人,各医院都“压力山大”。

因为和丈夫感情不和、家庭破裂,最近几个月,这名女子很少说话,也很少笑,神情也恍惚了。这是两人第一次对话,王平详细了解了女子的兴趣爱好、情感经历,并试图让她回忆一些开心的事。诊疗持续了近20分钟后,王平给她开了一些抗抑郁药物。

精神疾病的发病规律,也导致患者容易“扎堆”。王绍礼介绍,在精神疾患易于发作的春秋、秋冬之际,几大精神科医院患者均“爆满”,住院常常要等候数周,乃至月余;而春节过后则是“酒依赖”病房最忙碌的时候。

王平几乎每天都要听病人倾诉苦恼,这让她有时觉得,自己的精神也出了问题。

周转不出的病床

6月初,她在治疗一名狂躁病人时,不管怎么劝病人都听不进去,加上门外候诊的人越来越多,这名患者险些发病,“病人在人多的地方会害怕,担心有人害他”,久而久之,这种情绪也会传染到王平身上。

精神科病人住院时间多达两个月,加之老年病人等长期占用床位,令床位周转慢

有三四天的时间,王平的脑海中不断出现那名狂躁病人斥责她的画面,在人多的地方,她也渐渐觉得不安全,心里开始莫名的烦躁。

7月5日中午,陈红梅趴在餐厅方形玻璃后,悄悄观察病人们进餐的情况。

当自己无法调整时,王平也有她的“心理医生”——大学期间的导师,“找一个自己信任的人,倾诉心里的苦闷,接受老师的心理辅导。”

她发现50多岁的女患者孟林吃完了一整份饭,这意味着病情的好转。因抑郁症引发食欲下降,此前孟林每天都吃不下饭。

在安定医院等精神病专科医院,专家和主任医师也会以心理督导的名义,给年轻医生进行辅导,让他们认识自己工作的特殊性。但这种辅导只能疏解医生的心理压力,却无法改变外界对这个职业的认知。

陈红梅已经持续观察孟林一周多了。和其他普通科室比起来,精神科病人普遍住院时间更长。这意味着,一张精神科床位的周转率远远低于其他科室的床位,“压床”现象十分严重。

几年前,安定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王娣去相亲,当男方听说她是精神科医生后,连面都不见了,“人家觉得我天天跟精神病人打交道,担心我的精神也不正常。”王娣说,外人都叫他们精神病医生,后来自己只好先介绍自己是医生,熟悉了再说是精神科的。

“对于精神疾病,药力生效至少要一周到两周。”陈红梅说,即便药力生效,医生还需要每天观察病人变化,及时调整用药,以开始新一轮观察。

让王平伤心的是,精神科在综合医院成为边缘科室,其他科室的医生甚至对精神科的性质一无所知。

经过一轮轮的观察、治疗、药物生效后再观察、再调整、再观察,一名精神病患者从入院到出院,最快也需一两个月。

每次各科室给病人会诊,王平参与其中,会觉得受到“侮辱”。内科外科诊断完了,轮到精神科诊断时,就有医生喊,下面请精神科诊断,“医生们都会撇着嘴偷偷地笑。”王平说,就好像精神科的医生精神也有问题一样。

重症病人的治疗时间更难以预计。目前,回龙观医院少数病人住院时间已达到了5年以上。王绍礼坦言,在过去治疗水平不高,以“看管式”为主的精神病院,有病人一住就是二三十年,最长的甚至达到了四五十年。

这种对精神科医生的偏见,让王平有些失落,学了这么多年,却没有成就感。

此外,由于精神病人检查、开药较少,服药还可走医保报销,住院费用会远比其他疾病住院费用低廉。这使得很多家属“放心”地将病人留在医院里。

“不少病人该出院而没出院,因为没家属来接。”陈红梅医治过一位男病人,时常冲动、伤人,家人对他心存顾虑。病人病情稳定后,陈红梅多次找到家人,希望能接他出院,但家人不愿意。“家里房子小,也没人照顾他。”

罹患阿兹海默症的老年人也常年占据部分病床。曾经在专科精神病医院做过多年护士的小月说,阿兹海默症病无法治愈,因此老人住进医院就不再离开。“直到死亡,才能腾出病床。”

难走出的“旋转门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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